西坪是一个不足五平方公里的江心小岛，大概是因为地理位置在小城的正西，因此才叫西坪。西坪的上游有一个小岛叫黄坪，岛上大概一直居住着黄姓人家而得名，黄坪的上游有一个小岛叫周坪，当然，周坪以周姓居多。
明显，这已经的三十年前的记忆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要在周坪兴建水利工程，周坪和黄坪的原住民统统移民他乡，两地从移民的那一天起就成为人定胜天，改天换地建设工地，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好一派建设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
小城人第一次看到一次能够装载一座小山的重型卡车，铁路从此也开进了小城。
整整一个冬天小城人只要能够挪步的不分男女老少一起上阵，修建了一条全长三十公里直道，一直延伸到市郊。直道宽三十公尺，可以并行四辆解放牌大卡车，因为沿东山直线而修建，冠名东山大道。班主任严畅老师每每讲到小城的未来，东山大道通车的景象时无不口若悬河，飞沫四溅，高挑的身材总是耸耸肩头，每到这时，深陷眼眶里的那对小眼睛更加深陷，看上去有几分阴毒，颧骨更加高凸，手舞足蹈让人自然联想到街上耍把戏的那些走乡串巷的老艺人。
夏日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西坪的那棵老皂荚树。
老皂荚树在皂荚巷的尽头，它临近小河，枝繁叶茂，树干三人很难合抱，树高三十还是五十米，真的记不得了，只知道五十米的近旁，仰着脖子看不到树冠。树干外表包包咯咯，就象在放大镜下观察蟾蜍的表皮。以皂荚树为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叫皂荚树巷，小型横断西坪，将西坪分隔成上坪和下坪。
上坪有一家瓷器厂一家磷肥厂和一家中央直属企业长二厂，外人只知道是造舰船，有万多人在职职工，这些职工多半是从海军里抽调的骨干，有的保留现役军人的资格，后来有人干脆叫他们军代表。想想，住有军代表的企业是一般人不能够靠近的。
下坪也有三家工厂，一家黎民橡胶厂一家民康制药厂一家峡江造纸厂，外加一家街办的粉条厂。
与上坪的那三家工厂不同的是下坪的工厂都是从资本家手里接受过来的，无论设备和技术都是文革前小城一流。另外，小城城区还有永耀发电厂也是从资本家手里接收过来的，一起支撑着整个小城的工业产值。可见西坪在谁的眼里都举足轻重，除了工业还有农业，三个农业生产队一个豆芽社，就三个生产队生产的蔬菜供给整个小城市场绰绰有余，说了今天的人很难相信，西坪的土地肥得流油，每次播种不需翻耕，只需用抽水机洒上农家肥，不多久大田里表面便垂死一层肥硕的蚯蚓，晒上一两天，菜农就开始直接播下种子，用钉耙粑粑，那些种子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没有几天，蔬菜瓜果就上市了。
西坪是一块宝地，谁愿意割舍，因此几十年过去了，小城早就突飞猛进了，而西坪却依旧看上去那样落寞萧条，只是没有了农田，不见了古老的皂荚树。
古老的皂荚树呵，讲讲你的故事……
夏日最后看到皂荚树的那一刻是一九七三年的初秋。
那天朦胧的有些烟雨，他孤独地下到退水很远的河岸，艰难地上到泊在岸边的木划子，不知道应该上那条划子船。左脚踏在右边的，右脚却踏在左边的那条划子船上，搞得两条划子船有点往中间倾斜。
两条划子船的艄公几乎同时骂道：年纪青青的就学会脚踏两只船，到老了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
乘船渡河的人都笑了。
他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说真的直到今天也没有搞明白，他一向做事情很是果断的，可是在那一刻即将离别西坪的那一刻，从此就要与西坪隔江渡水，没有理由回望整个初中生活，因此不知道应该上左边的船早早离开，还是上右边的缓一缓等到下一批次。
在乘客的笑声和艄公的骂语里，他有点醒悟，不能再被人骂成傻瓜，于是他收回右脚站到左边的船上，回转身去不去理那些笑他的人。
他看到苍老伟岸的皂荚树，和颓败的农舍。皂荚树下婷婷玉立着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也在看他。因为朦胧细雨，因为眼睛有些潮湿，因为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心情，他没有看清楚她的脸，但是他希望那是她的脸——那张一直想近距离正视而有了机会反而不敢正视的漂亮的脸，凭借记忆外加想象有点象唐代的仕女。
木划子离岸已经很远了，艄公别住一只桨只划动另外一只，划子很快掉转船头划向对岸，当他回转头来看了古老的皂荚树，女孩已经不见踪影。
在最后那一刻，他坚信先前站在皂荚树下确实是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她，他的同班同学秋月。
秋月是章老师的大女儿。
章老师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秋月的哥哥叫秋新，妹妹叫秋青，当初两位老人给三姊妹起名字的时候肯定寄予了很多美好的愿望。顺着读是新月青，倒着读就是青月新。没有高深的文化的人是起不出怎么好听的名字来的。
夏日的妈妈与章老师是同事，文革后一年，小城有关部门审定峡江造纸厂排放的废水直接影响小城居民水源，决定关停整体搬迁到宝塔河，那里正好有一家大跃进仓促上马后来不得不下马的闲置的省二化，闲置的可以重新启用，对国家来说挽回损失，对城市可以减少污染，于是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夏日的爸爸在小城是技术权威，从选址设计设备安置调试一直到正式投产，一手一脚累得不行，又没有公交车，每天都要步行四小时上下班。一九六七年年底，夏日的妈妈调动到离小城造纸厂不远的杨岔路小学，从此离开了西坪。
夏日的妈妈姓葛，人称葛老师。
葛老师有四个孩子，夏日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叫夏天，妹妹叫夏良，小弟叫葛强。
夏日在家里是乖孩子承揽了家里一切家务，却从小就做的越多越不讨好，在大概取决于两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大家公认的在那个时代，做的越多越是有人说你傻，大家多吃同样的定量，凭什么要比别人多做事情了，不傻那叫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鲜为人知了，就是据说生夏日的时候他妈妈是难产。郑伯的故事，想必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奥秘。
搬家到杨岔路小学之前，也就是文革开始的前后，八中附小照顾葛老师拖儿带女不方便，腾空图书室的一角，隔断成两间作为临时寝室。
同一个门进出的矮墙隔断的是李主任和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华子；一个叫二华子。隔着图书室的最里间住的是秋月一家，大约三十平米教室二分之一。葛老师与李主任也是三十平米的二分之一，不同的是因为是两家人必须留出共同的通道，变得一大一小，李主任当仁不让住大的。
原因很简单，不仅李主任是主任，更重要的是李主任的老公是郊区供销社主任掌握了许多紧缺物资，理所当然多出五平米天地。
教室坐西朝东，是有门廊的那种，门廊堆满杂物，多半是秋月一家生炉子造饭的必须，教室前面不到两米的地方平行着职工食堂的伙房，一半堆放着谷糠壳，一半是添加谷糠壳的炉门，炉门正对秋月的家门，因此一旦起风她家比别人家沾光不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他们家成分高，又赶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
那个年代大家都很艰难，可以想象秋月他们家比起别人家就更加难了。
巷道的最里面是一个拐角，拐角的末端就是职工食堂，食堂的面积大约一间普通教室大小，挨近食堂的是学校的后门，后门外面是三家下坪工厂的职工宿舍，一色的青砖蓝瓦三层楼房。木地板外加独立的厨房，在当年是相当高的标准，底层面了水泥的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后五十年代参照前苏联人的工程设计。
食堂的炊事员是一个姓冯的老汉，老汉很是有几分邋遢，额头上有个很大的气包，很象皂荚树上的那些疙瘩。冯老汉有个独生儿子，从来没有人见过她的娘，会不会是抱养的，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大家叫他莽子，生疏些的人在莽子前面加上本姓冯。
莽子和他爸冯聋子住在职工食堂里隔断房里。另外一间隔断房里住的是司务长，司务长就是统管生活所有配给，有点象后来的行政副校长，官不大却是实权人物。
司务长跟莽子他爸差不多年纪，苍白的脸上趴满了皱纹，干瘪而干练，在地位比自己高的人面前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卑恭屈膝，阿谀奉承的嘴脸，对于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当然就是另外一副嘴脸了，让人一见到他就有几分生厌。
司务长的独生子叫二憨。
二憨并不憨，至于为什么叫二憨这样一个名字，没有人去考证。小城人有一种说法，名字越贱越容易养，而后福气也越大，中国历史上似乎有一个叫二狗的，后来果真当了皇帝，成了真龙天子坐龙椅，一统天下。
二憨有几分女儿家家的，与女孩子特别黏糊，喜欢显派，左手跟右可以写出同样的a b c d 和同样的12345来，只要一打火热，少不了搀和近来显示一番超人的技能，他的这些超人的技能不仅没有帮上他什么忙，相反很多玩伴与他疏远更多。二憨另外一个优越感来自他的吃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在他的小口袋里面时不时会有好多新奇的零食，诸如上海水果糖、冠生园的桃片糕、小桃园的牛肉干等好吃的物件，演的别的孩子直吞口水。
夏日暂住地出口处是学校唯一的自来水龙头，课间总是争先恐后的学生，有就着龙头喝水的，有洗手的，还有凑着龙头冲凉的，很多时候都是水泄不通。
一米开外通道那边是一道高坎，高坎的下边是一排坐南朝北的职工宿舍，在宿舍与通道之间有一棵不起眼的桃树夹杂在一排冬青之间。
宿舍前面是后建的寝室。寝室从屋脊高墙隔断两边对开门，形成多间十平米方快房间，刚好可以对面安放两张单人床，中间可以放下一张双人课桌。
再往前是一排由四间教学教室改用的办公室，小学和中学各两间，与夏日暂住的那排教室一样是有门廊，门廊的外沿三步是一个矮坎，矮坎下面是足球场，比标准场地要小，最大周长不到三百米。
从办公室直接望去是一排教室，上首有一米高的自然土坎，被长江石固垒成主席台，主席台面对大门，大门的左边是小操场，一角是门房。大门的右边是篮球场，篮球场与足球场平行与小操场成直角，象平卧的木匠直角尺。
如果把靠子看成是篮球场，直尺的末梢有外沿是围墙，内里有一高六十公分保坎，坎上是一空地，空地种满杨柳和冬青，冬青的一侧是厕所，另一侧是教工宿舍，透过冬青能够清晰的看到夏日家的后窗和秋月家的后窗。
主席台的后面是一桩红砖教室，教室坐东朝西一共八间分上下两层，背后是四排纵向的教室。
再往外就是围墙。围墙外的一角是高大的铁塔，铁塔上边飞架着过江电缆。围墙外的另一角是高大而古老的皂荚树。
校园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没有任何一条边超过百米的，因此在学校历届田径运动会的记录中，短跑记录只有八十米的原因，每次开运动会搞的曾老师和王老师脑壳大一圈，曾老师是中学的体育老师，中学怎么能够没有百米成绩呢，于是在足球场首先用白石灰画出四条椭圆跑道，再从小操场画出四条横向的直道切割四条椭圆跑道横穿篮球，留出起跑和终点缓冲地带，满打满八十米，三个场地本来成T型，这回石灰在上面画出四面重叠的旗帜，更象拼音字母P只是上面多出一截来。
赛程也是让两个老师头疼的事情，很多项目本来可以同时进行的，因为受场地的限制，每个比赛项目只能够渐次进行，只要一天的赛场往往需要三四天。很多人受了罪，但是教育方针确切事实得到贯彻，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校园的四周是高大的白杨，每到秋季，白杨的落叶被孩童们一片片拾来，去掉叶面留下叶茎，作为拉干儿，两个人一起比拼，看谁的拉干儿能够坚持到最后，把对方的全部拉扯断，不断的就是胜利方。
夏日热忠于拉干儿游戏，大概他生性好斗，而且因为他离空旷的操场最近，一溜烟就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寻觅白杨树落叶的劳作中，简直堪称不辞辛劳，因此他的胜算概率是很大的。
白杨树排列的很整齐，很像列队的士兵向右看齐，齐唰唰的列队接受检阅。
白杨的外面就是校园的围墙，围墙有些班驳，很多粉水糕灰早已经脱落，露出红的和蓝的墙砖，那些裸露的墙砖不管红的还是蓝的都开始走硝，不知道先脱漏了粉水糕灰而后走硝，还是因为走硝迫使粉水糕灰脱漏。反正无关紧要的事情太多，爱理不理。
班驳的围墙高不过两米，围墙都是建在没有教室的地段，有教室的地段，教室的外墙自然充当了围墙，也就自然节约下来许多不必要的建筑材料。
出了校门，往左是到下坪的方向，往右是上坪。
穿过弄陌是一条贯穿西坪的大路，向上过丫口，依次串联着长二厂、磷肥厂、三峡瓷器厂。向下渐次是一家敬老院、居民委员会、皂荚树巷与甲街交汇处，再往前转过弯是一个尼姑庵，间壁是二医院的门诊部，门诊部是新街的第一个门洞，五十米开外有一个向右的胡同，名叫康家巷，在康家巷与新街交汇的一角的煤炭院子。
煤炭院子是西坪居民生活燃料的唯一供应点，前行三四十米就是峡江造纸厂的大门，再往前是搬运二公司二大队，队长姓赵，是马主任的外侄子。
搬运的对面住着十多户人家，多半是纸厂的职工家属。
再往前，就能够见到长江了，不过当地人把长江叫大河。
大河的边下有一个码头。
码头是一个仰角30度的陡坡，枯水季节足足有两百米。全部动力靠高处的一台电动卷扬机带动钢缆牵挂满载的两轮人力板车，源源不断，接二连三。
在西坪水利枢纽兴建以前，这个码头是西坪与外界物质交流的唯一通道。
码头的半坡处有一户汪姓的人家，户主人称汪妈。
汪妈，早年死了丈夫，落下一个怪病，不发的时候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一旦受到刺激发作起来就会不分场合，扒光自己的衣服。有人把这种疾病称为花痴，有的叫淫风。
汪妈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娃，叫汪萍与秋新是同班同学。大弟叫汪骏，小弟叫汪庆。他们有个姥姥，当地人把姥姥称为家家。
家家是一个小脚老女人，早年做过小生意，听说是开小饭店的，就象如今到处可以见到的饮食店。解放初期花掉十块光洋置办下这桩房产。
这是一桩破败的老房子，隔壁姓张的屠户家的房子不知道那年早就坍塌了留下残垣断壁，退缩到后面搭建了一个比窝棚略高点的矮塌平房。张姓是一家人口强命不强的大家庭，几乎没有人数清楚过他们家到底有几个孩子，一个个歪瓜裂枣，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朋友。
听说过扒砖惯墙吗？
那是一种明清古建筑传统式样，墙体只是当风避雨不起承重作用，房子顶部重量全部有房梁承担，那些房梁是木材通过卯榫穿架而成的，古建筑称这种结构为穿架结构，因此，有墙倒屋不塌之说。
老房子面大河而建，前面有用青石垒砌的堡坎，堡坎上有三株石榴树，不知道是先前的主人栽种的还是飞鸟粪便带来的种子，不过，明代在长江的中上游有用石榴作为加固江岸的工程，因此结论很明显，老屋前的三株石榴树多半是早先修建房子的主人就栽种下的，只是石榴树的生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皂荚树的生长速度，要不然三株石榴树早就长成皂荚树的模样来，也就不会有人怀疑，石榴树的年份，是纯种还是杂交。
那么一来世界真的要变的谁也不认识的。
老房子，分前厅后堂。
前厅被主人用模板出分割大约二十平米租给陈姓人家，陈家有两个女儿与夏日夏天般般大。
前厅空域是三家人共同厨房和公共活动空间。
后堂建在自然的高坎上的，比前厅高出八十公分左右，分正堂和侧室。
正堂大约四十平米，住的是汪妈一家五口。侧室不足二十平米租住着夏日和他的弟妹父母。房里整年不见天日，边墙唯一的小窗接通的是纸厂的职工食堂，唯一的好处就是零点以前，只要对着窗子喊一声，那边就会有炊事员递过来热腾腾的馒头或包子，不过还是很少麻烦别人。到后来，爸爸到宝塔河筹建新厂了，就再也没有人对着窗子喊张师傅李师傅的了，大概喊了也没有人理会。
另外，侧室木楼，上楼的木梯就在室内，占去一张单人床的面积。木楼和梯子被白蚂蚁咀嚼得空空的，人在上面咚咚做响，深怕一脚下去力度重了，会捣出一个窟窿。什么叫做如履薄冰，上去走两步就清楚了，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会让你铭记一生一世。
当年是怎样与汪妈结算房租的不清楚，只知道爸爸不会亏待汪妈，付给他们租金一定比别人高出许多，他为人处世宁愿自己吃亏也从来不亏待别人。再说汪妈也是纸厂的工人，亡夫生前同样是纸厂的工人，虽然纸厂每月按时发放抚恤金，那不过杯水车薪。汪妈是管不了事情的，整个家庭操劳，实际上落在家家身上，一家人常年看不到一丁点荤腥，可是家家却几乎每天早起歪歪叨叨都要甲街花上一角或是五分钱买一二两猪肉，剁成肉末蒸汽水肉，让汪妈单独享用。因为她知道，这个家，汪妈就是顶梁柱，一旦她有什么不测，天就会马上塌下来。
夏日的小弟葛强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打小就爱干净的不得了。十分讨厌邋遢的人，至于家家，他见了就躲得远远的，深怕沾上虱子跳蚤和别的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常常还搞出些恶作剧，不是把老人劈柴火的斧子藏在煤堆里，就是把菜刀丢进水缸，害得老太婆满屋子乱翻一通，他却在一旁一边拍在小巴掌，一边唱：跺步跺，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
有一次，小弟把她家的饭铲藏在自家的被子里，那时的被子分包单和被面，用索子载着包单被面和花套，也不知道他怎么从针脚的间隙塞进去的。
直到晚上，妈妈铺床发现被子里有个冷冰冰，硬梆梆的东西，摸出来一看才知道是家家寻觅了一天的饭铲。那年他才三岁就知道使坏坑害看不惯的人，大了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从小他就有自己的歪理：人不坏没有人爱，做好事当好人有什么用，还不是受人歧视，被人骑。
夏日却是另外一个样子看待家家，他从家家那里看到的是自己的外婆的影子。
夏日是跟外婆长大的，直到上小学的前一年，父亲从南坪乡下把他们哥弟俩背上背一个大的，怀里抱一个小的，一个人翻越重山峻岭，跋涉三十里山涧小路接到城里。当时，主要是接外婆进城瞧病的，只是外婆死活不肯离开乡下。
山里缺医少药，不久，外婆的病情就加重了。
父亲再次返回乡下把外婆接进城里，送进条件最好的地区医院，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肾盂肾炎因为延误治疗时期，左肾严重坏死，出现尿毒，排尿故障，并发心肌梗塞，心率严重失调，间断心绞痛。心脏的并发症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生命机制太复杂，即便是专家未必能够诠释生命的全部秘密。做左肾切除，医院没有先例，送上级医院也就是省医院，同样没有先例，国外只有先进国家有过单肾切除成功临床，器官移植，只是处于动物实验阶段。主任医生不敢冒险，采取保守治疗，在外婆的腹腔切开一孔插入导尿管，尽可能多的用名贵抗生素。医生也明白做出的决断只能是延缓病人的生命，死马当成活马来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这样一来，父亲四下举债，不久就债台高筑。